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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邪教教主的末日
作者:張文良   來源:中國民族報   日期:201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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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6日,日本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原名松本智津夫)被執行死刑。與他一起被執行死刑的,還有犯下多重罪行的原教團骨干分子早川紀代秀等6人。

實際上,麻原彰晃及其教團骨干分子被逮捕是在1995年5月,而麻原彰晃被判處死刑是在2006年9月。許多奧姆真理教事件的受害者及其家屬對遲遲沒有對他們執行死刑心懷怨憤。正義可以遲到,但卻從不會缺席。麻原彰晃這一混世魔王及其同伙終于走向他們該去的地方。人們在慶幸正義得到伸張的同時,也從不同角度對這一事件進行深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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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地鐵沙林事件時照片

雖然過去了23年,但東京地鐵沙林事件仍時常被人們提起。1995年3月20日上午8點,在上班高峰期的地鐵中發現劇毒沙林。此事件造成13人死亡,6300人受傷,東京一時陷入巨大混亂之中。因為沙林毒氣是在戰爭中都被禁止使用的化學武器,所以在和平時期針對無辜平民發動毒氣攻擊的行為震驚了世界。當人們知道發動恐怖襲擊的竟然是國家認可的宗教團體時,這種震驚更是可想而知。

善良的人們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一個打著追求幸福、追求精神解脫旗號的宗教團體,何以走上反社會、反人類的邪路?人們首先想到的原因當然是教主麻原彰晃的個人品質問題。

麻原彰晃出生在一個貧困家庭,從小視力有問題。本來,他是可以就讀于一般學校的,但其父母為了省錢(殘疾人學校的學費有國家補貼),把他送到了寄宿制的盲童學校就讀。因此,麻原彰晃有著強烈的自卑感和被遺棄感。與這種負面情感成比例的,是他盲目的自負感和自大狂傾向。在校期間,麻原彰晃的學習成績并不好,但一直宣稱要考到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其渴望得到別人認可、甚至得到別人崇拜的性格在少年時就顯露出來。走上社會之后,麻原彰晃自負、偏狹、極端的性格幾乎必然地招致與社會的沖突。

又比如,最早因為無執照販賣藥品被行政處罰,教團的宗教法人資格遲遲不被批準,教團屢屢被起訴,教團成員參加國會議員選舉全部落選等。在與社會的這些沖突中,麻原彰晃雖然每次都是過錯方,但他從不反省自己,總認為社會在與自己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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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原彰晃

隨著奧姆真理教教團規模的擴大,也隨著在教團內部被神圣化,麻原彰晃變得更加不能容忍社會對自己的批判或對自己利益的威脅。為了維護自己和教團的利益,他不惜用恐怖活動來對抗和報復社會。早在1989年,麻原彰晃就指派手下殺害坂本堤一家,只因坂本律師曾為教團受害者發聲。在滅門現場,坂本的妻子苦苦哀求放過她一歲的孩子,但這些人還是毫無人性地對孩子也下了毒手。

奧姆真理教走向邪路與教主麻原彰晃的邪惡品質有直接關系,但又不能僅僅把它歸咎于教主一個人。實際上,人們早就注意到一個事實,即教團干部中,出身日本名校的所謂知識精英不在少數。如教團二號人物、 “科學技術省大臣”村井秀夫是大阪大學碩士,“科學技術省次官”豐田亨是東京大學物理學碩士,“法務大臣”青山吉伸畢業于京都大學法學部。這些知識精英本來完全可以過上中產階級的體面生活,是什么原因讓他們自愿放棄世俗社會的一切,進入奧姆真理教教團并最終走向犯罪?

奧姆真理教成立于1984年。當時的日本經歷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和70年代的石油危機,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入了發達國家行列。但經濟的發展并沒有必然地帶來人的精神滿足和幸福指數的提升。相反,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滿足之后,人們的精神需求似乎變得更為迫切。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自上世紀70年代起,日本出現“新宗教”的熱潮,大量面向年輕人的新興宗教團體涌現出來。

奧姆真理教的教義混合了原始佛教、藏傳佛教、瑜伽和末世信仰等,其宣揚的特異功能、神秘主義、末世思想等,對于涉世不深、對正信的宗教沒有知識的年輕人有很大吸引力。如原教團干部野田成人在進入東京大學物理系學習(1987年)之后,原本立志獲得物理學諾貝爾獎,但當發現周圍的同學都比自己優秀時,頓生幻滅之感。這時候,野田成人在書店看到介紹奧姆真理教的書籍,頓時被吸引住,價值觀也發生了180度的轉換。可以說,奧姆真理教并不能說是一個瘋子和一群傻子的宗教,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理智健全甚至聰明的頭腦也可能受到蠱惑,從而將自己的靈魂出賣給魔鬼。

奧姆真理教在教團內部標榜通過修行獲得“最終解脫”、成為“至高的存在”,但實際上,教團弟子接受的是徹底的“洗腦”教育。首先弟子要對教主絕對服從。教團內部實行嚴格的等級制,普通信眾不僅要無條件服從教主的命令,也要服從教團干部的命令。如果對上級的命令表示懷疑,就會被威脅“下地獄”、被關禁閉,甚至還有欲脫離教團的信徒被秘密處死的事件發生。由于長期在與世隔絕的封閉環境下生活,信徒陷入一種思考停止的狀態,教團變成一種只聽從一個人指令的狂信集團。更為可怕的是,教團還宣揚一種殺人哲學。如“破瓦”原本是藏傳佛教的一種修行方法,而麻原彰晃卻曲解其內涵,認為它是讓那些犯下“惡業”(不服從者)的人往生“天界”的手段。“成就者”殺死反對自己的人不是殺人,而是一種“救度”。麻原彰晃的手下之所以能夠冒天下之大不韙,毫無人性地殺人、施放毒氣,與他們長期接受這套殺人哲學的教育有密切關系。

奧姆真理教事件發生后,日本社會從多方面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為了杜絕再次發生類似的慘劇,日本政府在制度上、政策上作了許多改進。首先是對宗教法的修訂。日本的《宗教法人法》是1951年頒布的,該法雖然貫徹了政教分離、宗教自治的原則,但完全排斥公權力的介入,這也是邪教團體得以坐大的原因之一。奧姆真理教事件之后,修改宗教法、加強對宗教團體管理的呼聲不斷高漲。鑒于這一形勢,經過和民間的廣泛協商,政府對《宗教法人法》進行了修訂。內容主要包括:跨縣、市開展活動的全國性宗教團體的管轄權,由地方政府轉移到中央政府;教團的信徒等利益相關者可以查閱包括財務賬目在內的教團信息;政府相關部門如果發現教團存在可疑之處,可以對教團進行調查。這次修訂,改變了“宗教團體性本善”的理念,在充分尊重宗教團體的自治權和自律性基礎上,督促增強其透明性,依靠教團信徒的民主權利防止教團出現邪教化。

另外,日本的知識界也對日本的教育制度進行了反思。如上所述,那么多名校畢業生加入奧姆真理教,并且成為兇惡的罪犯,這反映出日本的教育出現了嚴重問題。戰后,出于政教分離的原則,日本的國立大學和公立大學不允許有宗教教育。如此一來,大多數日本學生沒有機會在學校接觸任何關于宗教的正確知識,因此在遇到新興宗教團體的勸誘時缺乏起碼的鑒別能力,很容易產生盲目的信仰。2009年3月,日本知識界成立了由120所大學組成的“全國反邪教大學網絡”,通過在各大學舉辦相關課程、演講會等方式,向大學生宣講宗教的知識以及識別和抵制邪教勸誘的方法,并對那些誤入邪教團體的學生提供各種幫助。由于青年學生是邪教團體勸誘的主要對象,所以在大學校園普及宗教的知識、提高學生對邪教的免疫力是抵制邪教滲透的有效手段。

當然,從根本上講,邪教問題不只是宗教問題而更是社會問題。日本的傳統社會是基于“村緣”即村落共同體而成立的人情社會,人們的婚喪嫁娶和日常生活都是在與家族、鄰居、親戚的社會網絡中進行。而在工業化時代,“村緣”解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社緣”,即公司同事之間的關系。然而,隨著日本終身雇傭制的解體、大量非正式員工的采用,“社緣”也不復牢固。再加上日本民族內斂、保守的性格,大量的年輕人成為“無緣”的存在。以往的“村緣”和“社緣”不僅僅是生活的網絡,也是情感網絡和精神網絡,人們在其中享受到情感的慰藉和精神的滿足。在“無緣”的時代,人的靈魂如何安置成為一大社會問題。邪教在都市之所以能夠獲得大量信徒,正是因為邪教為這些“無緣”的人提供了一個虛幻的“教緣”。許多原奧姆真理教的信徒回憶入教的機緣,往往只是麻原彰晃一個“親切”的電話。在網絡時代,如何維系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系,不僅是日本社會需要認真思考的課題,也是中國社會需要思考的課題。(本文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副所長)

編輯:Jacking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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