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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初期鏟除反動會道門經驗與啟示
作者:李安平   來源:中國反邪教網   日期:2019-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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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的會道門門類和道徒眾多,反動道首不僅謀財害命、散布謠言,還組織暴亂,嚴重威脅著社會的安定、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和新生政權的鞏固。因此,黨和政府毅然對各類反動會道門給予了嚴厲的取締和打擊,在短短幾年時間里便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全文共分為三個部分: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取締反動會道門概述;二、新中國成立初期取締反動會道門主要經驗,總結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取締反動會道門的成功經驗。雖說在取締反動會道門的工作中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但是取締工作最終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并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三、新中國成立初期取締反動會道門的啟示為當前的防范和處理邪教問題和反恐斗爭以及和諧社會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借鑒和啟迪。

關鍵詞:新中國 鏟除 會道門 啟示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邪教問題,采取一系列措施,取締邪教組織,嚴懲邪教違法犯罪活動,為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做了積極的努力,取得顯著成績。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對會道門的取締是當時所采取的一項重大政治行動,并成為中國社會變革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基本上解決了明清至國民黨政府時期,幾百年間都沒能解決的民間宗教秘密結社問題,使生產力得到解放,人民政權得到進一步鞏固,為新中國的穩定和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對于鞏固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保證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的順利進行,都有著不容忽視的巨大意義。半個世紀后的今天,再回頭看一看并不遙遠的那段歷史,對于當今做好防范處理邪教問題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一、 新中國成立初期取締反動會道門概述

“會道門”是“會門”和“道門”的合稱。道門誦經拜神,制和傳播迷信邪說迷信色彩極為濃厚。會門最初是以兵器種類命名的,偏重吞符念咒,練功習武,據地自保。經過長期發展,其組織名目多達數百種。由于各類會、道、教、社大肆泛濫,混合生長,多名、重名和改名屢見不鮮,新中國建立后將其統稱為“會道門”。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反動會道門的道首和骨干分子約82萬人,道徒約1300萬余人。合計約占當時全國總人口4.75億人的2.9%。多數會道門被特務利用,核心人物多是地主惡霸、官僚政客及反動黨團和特務骨干。他們散布災劫說和封建意識形態,控制信徒精神,殘害其身心健康,騙取錢財,以巫術致人死亡。

當時作為最大規模的反動會道門組織是一貫道。“一貫道”是從明朝的“羅祖教”衍生而來的,以后又繁衍、分裂出“先天道”、“老爺道”、“歸根道”、“三花道”、“西華堂”、“東震堂”等。1882年,山東青州人劉清虛把“東震堂”改為“一貫道”。1930年,山東人張光壁篡奪了“一貫道”的掌道權,把總壇設在濟南,派人到全國各地“開荒”建壇。1933年,張光壁派栗春旭到北平“開荒”辦道,在北平建立的最早的壇口,當時加入者多是軍閥和失意政客。僅6年的時間,“一貫道”遍及魯、冀、滬等地,道徒達到了數十萬人。1936年,見“一貫道”成了氣候,張光壁自命“師尊”,他的妻子劉率貞和妾孫素珍被尊為“師母”。 到民國期間,已由原來只在魯、豫、蘇交界的農村活動的小教門,一躍成為流傳全國的第一大教門,有信徒約1500萬人,占當時全國300個秘密教門道徒總數的一半以上。解放初,在山東、河南、河北、江蘇等地方,會道門組織的暴動超過上百起。道首暗中稱帝登基的更是不計其數。僅魯西南一帶,會道門中就出了幾十個土“皇帝”。反動會道門頭子對新政權充滿仇恨,進行破壞活動,如炸毀工礦、搶劫物資,殺害干部,妄圖顛覆人民政權。朝鮮戰爭爆發后,他們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蔣介石即將反攻大陸”,反革命氣焰更加囂張。會道門成為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絆腳石,成為歷史發展的黑暗逆流,對其進行取締處理成了歷史演進的必然。“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政府為鞏固政權,開始著手解決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因人民政府此前尚無精力顧及解決會道門的問題。一貫道趁此之際,在人民政權初建、群眾對政府政策尚不了解之時,猖狂進行了種種的破壞活動。一貫道的隱蔽活動與國民黨特務活動勾結呼應,在解放初期國民黨特務、土匪在各地組織暴亂時,一貫道即相為附和,與土匪、特務緊密聯系,為了各自的利益,掩護特務人道,暗地里發展組織。 一貫道抓住群眾避禍求福的心理,大肆進行“道劫并降”、“老母救世”、入了道才能“逢兇化吉、遇難呈祥”、“自渡之人共渡末劫”等誘騙宣傳。

1949年11月1日,公安部成立后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會上羅瑞卿講話,他指出:“老解放區取締封建會道門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若干地區……取締封建幫會(主要指青紅幫)、會道門(主要指一貫道)也做出了一些成績。……東北的取締一貫道,天津的打擊封建幫會頭子爭取幫會群眾的工作,均有了若干成效,基本上打垮了這些反動組織。”鑒于全國各地解放的時間不一致,黨對取締會道門工作采取了分別對待的慎重態度,要求取締工作必須在具備必要的條件和充分準備的情況下才能進行。

朝鮮戰爭爆發后,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日益猖獗,他們企圖顛覆無產階級政權,制造反革命謠言,殺害革命干部。面對敵人的瘋狂挑戰,1950年10月9日,毛澤東指示彭真、羅瑞卿等起草了《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并于10月10日下發全黨執行。這就是著名的“雙十指示”。同月,羅瑞卿在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上,傳達貫徹“雙十指示”,部署開展鎮反運動。“雙十指示”發出后,羅瑞卿立即組織公安部全面落實鎮反運動,消滅幫會勢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1950年10月16日,在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上,羅瑞卿說:“華北有的黨支部領導權已經落入會道門之手,民兵中亦有會道門……山西就有一百萬人”,并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一是我們抗美援朝的方針,更便于進行肅反;二是黨委領導要加強;三就是不要搞“左”了,要有計劃、有秩序地去做,不要夸大敵人。”

取締反動會道門運動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主要的任務是配合土地改革,集中力量打擊土匪、特務、反動黨團及惡霸勢力,在老解放區開始取締反動“會道門”;據相關資料統計,在第一階段鎮反運動中,“各地在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頭子、慣匪占34%;城鄉惡霸分子占26%;反動‘會道門’頭子(主要是‘一貫道’)占20%;特務分子占15%;其他反革命分子占4%。

第二階段,1951年10月至1952年10月,主要的任務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內部肅反,清除政權內部反革命分子,而在新解放區則以打擊反動“會道門”頭子為主,結合肅清特務、土匪、惡霸、反動黨團骨干。

第三階段,1952年10月至1953年10月,主要的任務是徹底取締反動“會道門”消滅反革命勢力。

當時,山西省取締會道門工作的經驗得以在全國推廣。 1950年,山西全省取締工作分三步進行。第一步,捕捉職業道首,摧毀其領導機關,陷其整個組織癱瘓。第二步,對小道首教育訓練,令其登記、悔過,分別情況,給予管制。第三步,經過深入的揭露工作,組織道眾訴苦、控告,在有覺悟的基礎上展開退道運動。1951年9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報告了上述工作。

1951年1月24日,毛澤東主席在批語中指出,“關于取締一貫道,以山西的經驗為最完全、最正確,也最徹底,山西省委的總結也寫得很好,特轉給你們研究,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計劃地徹底地取締一貫道及其他各種會道門,并消滅其中反革命重要分子。與作戰一樣,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山西省委在準備和實行取締一貫道的大規模斗爭中是做到了這一點的,故成績甚大,值得全黨研究。”

1950年10月19日,劉少奇專門給西北局寫了一封長信,精辟分析了一貫道及其他類似秘密迷信組織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具體闡述了他對西北局廣泛開展反對一貫道活動的意見,提出對一貫道要加以正面的有系統的反對,進行取締、禁止和解散。

這封信,在建國初期取締會道門的決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反對一貫道的斗爭開展以來,中央領導人系統地論述這場斗爭的第一篇文獻。

劉少奇在信中指出,反一貫道斗爭的實質首先而且主要是一場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他認為,一貫道存在且日益猖獗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人民生活痛苦和文化落后,但主要是由于地主階級和特務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和我們的麻痹,因此,“我們應該糾正這種錯誤,進行正面的有系統的反對一貫道的斗爭。”

劉少奇還指出了一貫道中反革命活動與迷信行為、反革命分子與一般迷信群眾的界限和不同的處理方針:在公開宣傳上宣布一貫道為反革命組織,予以取締、禁止和解散,勸告一切善良的人民不要加入,已加入者應退出。“但對人民個人純粹迷信行為,政府不加干涉。在內部指示上則應強調加入一貫道的大多數人民并非反革命,而反革命分子是極少數,不要連累好人。對一貫道應正面反對,在有了準備后應逮捕其首領和有證據的反革命分子。”

“對群眾及會眾則展開宣傳教育,不加追究。”這些原則政策尤其是對反動道首和一般會眾的區分,大大縮小了打擊面,集中了打擊對象,從而確保了反一貫道斗爭的順利進行。

1950年10月,北京市在將全市一貫道組織及其內部首要、二三道等道首名單和住址情況基本摸清后,市公安局根據市委指示擬定《北京市處理一貫道計劃》(草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締一貫道布告》。

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統一行動,130名一貫道首要分子幾乎同一時間內被逮捕。19日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張貼了由北京市長聶榮臻、副市長張友漁、吳晗簽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締一貫道的布告。

北京取締一貫道工作歷時兩個月,先后逮捕反動道首381人;槍斃反動道首42人;登記點傳師720人,壇主4775人,"三才"663人;聲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閉大小壇1283個。

中央和首都報刊積極配合,有重點地刊登一貫道罪行的資料:如《一貫道是什么東西》、《一貫道的罪惡史實》、《扶乩真相》等等,揭露了一貫道的丑惡內幕。

1950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又專版發表了《堅決取締一貫道》的長篇社論。《新民報》同日以顯著位置刊登社會各界和市農會負責人代表全市40萬工人和40萬農民擁護政府取締一貫道的講話。

全國各地對一貫道正式進行取締的工作,是從1950年冬天開始的。一般在全省范圍內統一部署,縣市級政府發布布告,分片分區,群眾動員,大張旗鼓,大力取締。

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公布《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八條規定,“利用 封建會道門,進行反革命活動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節較輕者處三年以上徒刑。”這一規定為打擊反動會道門提供了強大法律武器。通過取締反動會道門工作,一大批道首骨干遭到了法律制裁,成千上萬道徒爭相退道,會道門在社會上聲名狼藉,風光不再。所有這一切標志著中國會道門開始步人衰亡階段。

1951年1月16日,在天橋小桃園戲院和吉祥戲院分別召開了千人大會,控訴罪行累累的一貫道惡霸壇主張承忠和惡霸點傳師劉翔亭。受害道徒的血淚控訴,激起了群眾對一貫道的仇恨。內一區召開的群眾大會上,一位覺悟了的女三才王淑清的控訴引人注目。北京人民廣播電臺轉播了這次大會的實況,收聽者有百萬余人。

自宣布取締反動會道門斗爭后,根據《人民日報》1951年5月15日的報道,到1951年5月,西北就有10萬會眾宣布退道,山東有10萬人,察哈爾10萬人,皖北3萬人,蘇北2萬多人,天津16萬多人,北京17萬多人。反動會道門的道首骨干遭到法律制裁,組織機構全部被摧毀。人民群眾也逐步認識到會道門組織的罪惡,從那時開始,會道門的種類及其活動規模、社會危害程度大大縮小,幾乎銷聲匿跡。

經過建國初期數年的專項斗爭和此后的持續打擊,中國大陸取締會道門的活動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戰果,會道門在新中國從此名聲狼藉,組織瓦解,人數銳減,到一九五六年左右,會道門的原有組織基本上被摧毀了。至此,延續數百年的會道門在中國大陸基本上消滅了。

二、 新中國成立初期取締反動會道門主要經驗

取締會道門的斗爭作為建國初期鞏固新生政權、穩定社會秩序的重大舉措,經過三年多轟轟烈烈的斗爭取得了重大勝利。在這次活動中,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顯示了高超的領導能力和工作藝術,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為新中國的穩定有序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主要經驗如下:

(一)周密部署,統一領導。

建國初期的取締會道門工作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給予了高度關注,并在取締過程中統一部署,協調安排,積極發揮統一領導的作用。黨和政府在整個取締過程中,依據實際情況和需要制定政策,下達指令,掌控取締工作的進程。特別是毛澤東主席,高度重視全國的取締會道門的工作。他在審閱第四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草案時專門批語強調:“整個鎮壓反革命的工作,必須在各級黨委的統一領導之下。一切公安機關和有關鎮壓反革命的機關的負責同志,都必須和過去一樣,堅決接受黨委的領導”毛主席還詳細閱讀了各省送上來的每份報告,并及時地把各地的好經驗、好辦法批轉全國。僅在1951年初,毛澤東就親自批轉了三份取締一貫道的典型報告給各中央局、所屬分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要求各地加以借鑒,務求徹底取締。

1951年1月24日他批語:“關于取締一貫道,以山西的經驗為最完全、最明確、也最徹底。山西省委(書記賴若愚)的總結也寫得很好,特轉給你們研究,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計劃地、徹底地取締一貫道及其它各種會道門,并消滅其中反革命首要分子。和作戰一樣,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山西省委在準備和實行取締一貫道的大規模斗爭中做到了這一點,故成績很大,值得研究”。

過后,毛澤東又以中央的名義向各中央局等轉發察哈爾省關于取締一貫道的報告。他批示道:“消滅一貫道,第一要充分準備,同時動作,方能一網打盡;第二要布置展覽會,向群眾宣傳工作。這兩點是和消滅國民黨特務組織時所采取的辦法大體相同。除山西消滅一貫道的經驗已通報你們外,現又有察哈爾一個成功的經驗,值得你們參考”。

僅僅過了一個星期,毛澤東再次以中央的名義轉發了北京市委關于摧毀一貫道的報告。批語這樣寫道:“關于摧毀一貫道,北京的經驗是很成功的。一是長期偵察布置,不是倉促舉行;二是臨事向群眾宣傳,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覽會;四是退道款;五是與反動迷信分開。以上各項可作各地參考。一貫道在全國有幾百萬被欺騙的落后群眾,各地凡有大批一貫道存在的地方,黨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必須采取慎重和適當的態度”

可以說,實現取締會道門斗爭的勝利,是與黨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正確領導,以及各大區中央局、各省委組織安排、直接負責,并使領導機構高速運轉分不開的。

(二)政策合理,措施得當。

在取締會道門工作中,始終堅持“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即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嚴格把反動道首和一般道徒區別開來,把罪大惡極、死不悔改的大道首與罪惡輕微、又肯悔改的中小道首區別開來,把會道門的反革命活動同各種合法的宗教活動區別開來,把會道門在封建迷信掩護下所進行的反革命活動與一般道徒和落后群眾的迷信活動區別開來,真正做到打擊懲辦少數首惡,教育改造多數,挽救廣大被騙群眾。取締會道門不單是查封道壇道產、解散組織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人員的處理問題。為此,在取締會道門過程中,黨和政府制定并實施了許多切實可行的具體政策和措施。在鎮壓方面,黨和政府本著“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的原則,對有血債或其他最嚴重的罪行、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和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堅決地判處死刑,并立即執行;對應當監禁和改造者,即逮捕監禁,加以改造;對罪惡較輕而又表示愿意悔改的實行管制,加以考察,若繼續進行反動活動則予以嚴懲。“殺、關、管”是取締反動會道門所必需的。因為,對反動會道門頭子和骨干不殺、不關,他們就無所畏懼,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破壞活動;不管,則可能造成以后要多關、多殺。由此可見,殺、關、管是取締會道門的必要手段,三者不可缺一。否則,取締工作只能流于形式。

(三)動員群眾,依靠人民。

黨和政府始終認為,取締會道門是一場激烈的群眾斗爭,一定要克服神秘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傾向,廣泛深入地宣傳、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只有這樣,才能充分調動群眾參與斗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動員廣大群眾起來揭發會道門的罪惡,進而為徹底查禁取締會道門奠定堅實的群眾基礎。做好宣傳發動工作是爭取群眾的主要方法。

為此,各地采用了多種多樣的形式。前遼西省義縣(現屬遼寧省)曾選派1200名干都,組成18個宣傳隊,奔赴農村進行宣傳教育。他們通過屋頂廣播和家庭訪問等,大力宣傳黨和人民政府的取締政策,揭露反動會道門的罪惡,動員廣大人民群眾行動起來,參加取締斗爭。其他地方也都組織了類似的宣傳隊,深入城鄉,進行宣傳發動。

全國報刊、電臺等新聞傳播媒介也發揮了強大的輿論威力。各地的取締布告都在報紙上公開登載,并登載有全國各地取締工作的情況,適時地配發社論、短評,或刊登圖文并茂的連環畫、漫畫等。電臺也播送一些有關取締工作的報道,并專門轉播群眾控訴大會的情況。文藝工作者則以電影、戲劇、鼓詞、相聲等形式,寓教于樂,宣傳黨和政府的取締政策,尤其是當時拍攝的以北京天橋為背景揭露一貫道罪惡的影片《一貫害人道》,影響甚大。當時,剛剛獲得解放的廣大群眾,平生第一次受到這樣的教育,感到耳目一新,明白了許多道理。此外,由于取締反動會道門工作還通過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政協委員會,因而吸引和聯系了更加廣大的群眾,使取締工作成為人民群眾和人民政府的共同行動。

(四)區別對待,懲教結合。

取締會道門工作不僅是一場重大的政治斗爭,同時也是一場艱苦細致的思想斗爭。取締工作不僅在于及時地逮捕鎮壓罪大惡極的道首,更重要的還在于通過耐心細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促使參與其中的廣大道徒覺悟。取締反動會道門同鎮壓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干分子有很大的區別。土匪明火執仗,打家劫舍,老百姓無不恨之入骨,所以積極配合人民解放軍的武力進剿。在廣西、湘西、東北,剿匪工作都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擁護和支持。可一貫道等反動會道門有所不同,它們不僅僅是一個個反革命、反人民的反動組織,還是一個個“群眾組織”。它們采用封建迷信的辦法,迷惑了不少落后群眾信道入門,具有很大的群眾性。對于廣大道徒群眾的退道工作則不能簡單地采取強制性的辦法和措施。在取締運動中,這些人暫時還不能理解,顧慮重重。因此要想使廣大道徒真心實意地退道,關鍵是做好他們的思想工作,通過耐心教育,熱情勸導,使他們自覺醒悟,沖破束縛,主動脫離會道門組織。對此,各地在取締工作中,都給予了充分的注意,并且積累了不少經驗。如:第一,動員覺悟了的道首親自講述其騙人內幕,揭開會道門神秘的面紗,揭穿它們那一套騙人伎倆便成了促使道徒最快覺醒的好辦法。第二,集訓下層道首。在工作中,教育下層道首一般都采用了辦集訓班這一最好的形式。第三,開展算賬教育,發動道徒訴苦退道。

(五)立足社會,推進變革。

建國初期取締會道門時,黨和政府還特別重視其他各項社會改革運動的開展與配合,把打擊取締會道門與人民群眾的政治、經濟和思想解放緊密結合起來,要求“農村取締反動會道門必須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城市必須在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即必須在廣大群眾具有初步政治覺悟,經濟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時候”,鏟除會道門賴以生存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社會土壤,力求從根本上解決會道門問題。

1950年新中國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人民政府把受教育的權力真正交給了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普通勞動者,讓勞苦大眾上得起學、念得起書。在思想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提倡用科學的觀點研究解釋歷史、經濟、政治、文化:提倡文藝為人民服務,啟發人民的政治覺悟,鼓勵人民的勞動熱情。這樣,取締會道門工作又同文化教育改革等社會改革相結合,使全國人民的思想意識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不僅學會了認字,掌握了一定的知識,逐漸從舊社會的反動欺騙宣傳中解放出來。所有這些,對解決會道門問題無異于“釜底抽薪”,不僅治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治本的作用。

總的來講,取締會道門的過程及結果是成功的、值得肯定的,為今后應對類似問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當然,也有一些教訓值得總結吸取。在取締會道門斗爭中,起初的發起展開階段存在著過于寬大的情況,在深入全面開展取締活動中,個別地方也曾有處理過度的做法,如存在著后期出現了嚴重的擴大化處理方式簡單”等情況。同時,在宣傳發動各會道門信徒退道、退會過程中,存在著讓群眾具結保證不是道徒的情況,這種做法容易顯然有脫離群眾的負面影響,造成更多對立存在。還有就是在取締過程中存在形式主義的做法,例如只追求退道數字,搞“萬人退道”、“取締競賽”等不切實際的運動形式。有的不從實際出發甚至出現強迫群眾控訴退財的情況,這種不符合事實的做法,自然在取締過程中難免會帶來負面影響,雖然這些不足在不同地區曾不同程度地出現過,不過在取締過程中,及時發現,及時糾正,從而是整個取締工作得以順利開展。因此,總體上講,建國初期的取締會道門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雖有不足,但瑕不掩瑜,是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

由于反動會道門具有頑固性、神秘性和欺騙性,對會道門的取締未能完全徹底。一些反動道首從大城市轉入小城市,從小城市轉入農村,開始復辟。

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自農村到城市相繼發生了巨大變革。機遇和挑戰紛至沓來,情況瞬息萬變。一些人信仰動搖,失去心理平衡而陷入惶惑之中,將目光投向神秘力量,神秘主義風潮悄然興起,冥想氣功、風水等得以發展。

新時期會道門活動的重要特點:(1)會道門活動滲入基層黨政組織的事例時有發生。如,河南省在1981年破獲的20起會道門破壞活動案中,查出入道的中共黨員有52人,共青團員28人,基層干部有50多人。 (2)打著宗教旗號要求政府予以承認。(3)向港臺以至國外轉移,與境外敵對勢力勾結,反過來又向內地滲透,企圖利用合法途徑進行非法活動。

黨和政府對新時期出現的會道門新問題十分重視。1982年在《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中明確規定,“已被取締的一切反動會道門和神漢、巫婆,一律不準恢復活動。凡妖言惑眾、騙人錢財者,一律嚴加取締,并且繩之以法。”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百條規定,對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進行違法犯罪的行為,予以定罪量刑。同會道門作斗爭將是一項長期、艱巨而復雜的任務。

三、 新中國成立初期取締反動會道門的啟示

建國初期的取締會道門工作的成功經驗,對今天進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有著重要啟示。當今,改革開放在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由于受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等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曾近乎滅跡的邪教活動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又漸趨復萌,并于九十年代達到一個相對高潮,這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變革轉型有一定的關系。這一時期邪教的突出特點是,境內滋生及衍變與境外傳入及衍生交互并起。除眾所周知的“法輪功”外,國家先后定性的其他20余種邪教組織中,“門徒會”“全范圍教會”“靈靈教”等屬于境內滋生或衍變;“呼喊派”“全能神”“血水圣靈”“觀音法門”等則屬于境外傳入或衍生。

冒用宗教或氣功名義是新時期我國邪教組織的典型特征。形形色色的邪教組織以“強身健體”“祛病免災”或“拯救靈魂”等為誘餌,以“末日論”相恐嚇,大搞教主崇拜,濫施精神控制,非法聚斂錢財,欺騙裹挾大量不明真相的群眾,嚴重侵蝕社會肌體健康,給個人、家庭、社會帶來悲劇性災難。

黨和政府對邪教活動歷來旗幟鮮明、態度堅決。特別是1999年“7·22”后對“法輪功”等邪教問題的集中處理,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大局的堅定決心。必須充分肯定,經過堅持不懈的深入斗爭,邪教活動一度泛濫猖獗的勢頭得到了有力遏制,全社會反邪教的意識明顯增強。但不可否認,邪教問題的產生具有深刻的歷史文化根源、復雜的社會現實原因以及特殊的國際背景,邪教活動的頑固性和反復性超出想象,當前我國反邪教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因此,要堅持底線思維,防范化解邪教給國家政治安全帶來的風險,一手抓依法打擊,一手抓源頭治理,與邪教組織作堅決斗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主動作為、敢于擔當,有效遏制了邪教發展蔓延,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受蒙蔽群眾,為維護國家政治安全和社會大局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

第一,依法嚴厲打擊邪教違法犯罪活動。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分別對組織利用會道門進行犯罪活動做出詳細規定,為打擊取締會道門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據,從而從法律層面確保打擊取締會道門的依法進行并取得斗爭的順利進行。當前防范和處理邪教問題要依法嚴厲打擊邪教違法犯罪活動。要全面落實依法治國要求,堅持依法治理邪教問題,始終嚴密防范和嚴厲打擊“法輪功”“全能神”等邪教的非法活動,嚴防形成大的現實危害。要主動出擊,深挖邪教地下組織團伙和骨干分子。對邪教活動突出的地區和活動突出的邪教組織,要實施專項整治。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境內境外、地上地下、網上網下防范打擊邪教活動,堅決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社會安全、文化安全、網絡安全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第二,堅定地貫徹團結教育挽救絕大多數、依法打擊極少數的基本政策。新中國初期開展取締反動會道門的斗爭實行道首、道徒分別處理的政策,由于實行了正確的政策,才使這次取締運動打擊面小,懲辦、孤立了少數反動道首,爭取、教育了絕大多數,安定了廣大道徒,最終瓦解了反動會道門組織。

做好新時期防范處理邪教工作要貫徹團結教育挽救絕大多數、依法打擊極少數的基本政策,將大多數受騙上當的一般群眾與極少數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進行非法活動、蓄意破壞社會穩定的犯罪分子區別開來,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千方百計將他們教育轉化過來,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第三,廣泛開展宣傳教育。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取締反動會道門的斗爭中,黨和政府人民政府采取各種形式揭露會道門的罪行,動員群眾起來控訴。發動輿論攻勢、揭露會道門的罪惡成了宣傳工作的一大中心任務。中央和地方的報紙、電臺積極配合,刊登、播發了大量有關一貫道罪行的材料,介紹會道門的歷史和現狀,發布取締工作的動態、經驗、成果,刊登社會各界要求嚴加取締一貫道的強烈呼聲。各行各業紛紛組織座談會,公開表態積極支持、配合政府工作。向群眾講明政策,破除迷信,解除顧慮,動員他們起來揭發道首的罪行;搜集道徒受騙受害典型事實,舉辦會道門罪證展覽;召開訴苦、控訴會,由受害人現身說法;讓道內骨干表演、講述騙人伎倆,揭露會道門黑暗內幕。

做好新時期防范處理邪教工作,要加強反邪教宣傳教育。要深入開展多種形式的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動,進一步擴大覆蓋面、增強針對性,使社會各界廣泛知曉邪教的危害,使廣大群眾高度警覺邪教的侵襲。要突出加強對農村婦女、宗教信眾和青少年等重點群體的教育,引導他們正確識別、自覺遠離邪教。要注重發揮典型事例的警示作用,加大媒體宣傳力度。廣泛動員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積極支持和參與反邪教斗爭,努力提高人民群眾對邪教的警惕力,鑒別力和防范能力。

第四,進一步實施源頭治理。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把打擊取締會道門與農民的政治、經濟解放緊密結合起來,建立人民政權,進行土地改革,使農民擺脫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境地,成了國家的主人,會道門生存的社會基礎大大削弱,為根本解決會道門問題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黨和人民政府還將取締會道門工作同文化教育改革等社會改革相結合,使全國人民的思想意識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不僅學會了認字,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并開始用科學的方法觀察和思考問題,逐漸從舊社會的反動欺騙宣傳中解放出來。所有這些,對解決會道門問題無異于“釜底抽薪”,不僅治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治本的作用。

當前,防范處理邪教問題從根本上來講,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普及科學文化知識,提高國民素質,推進社會的全面進步,才能鏟除邪教組織滋生的社會基礎和土壤。因此,要進一步實施源頭治理。嚴格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聚人心,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唱響主旋律。以提升組織力為核心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深入實施健康中國戰略,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不給邪教滋生發展以罅隙。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夯實基層基礎,有效堵塞邪教滲透漏洞。(作者:李安平;職務:中國反邪教協會常務理事、高級工程師、原副秘書長。)

主要參考引用文獻:

1、 孫惠強:《新中國初建是如何鏟除最大的邪教一貫道?》(檔案春秋)2009年09期,

2、 龍敬儒:《新中國對反動會道門的斗爭》(凱風網)

3、 趙江華:《新中國初期取締會道門研究》

4、 劉冬、高彩霞:《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取締會道門的經驗與啟示》

5、何立波:建國初期取締邪教一貫道始末《黨史博采(紀實)》2009年第06期

6、《求是》評論員文章《深化邪教治理 維護社會安寧》

7、 孫惠強:《1950年北京如何鏟除中國規模最大的邪教一貫道》《檔案春秋》

編輯:暄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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